【安防展览网 市场分析】“能不能开发一个服务社区抗疫的软件，这比捐十个亿还管用”，2月10日新闻发布会上，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坦诚地说。
我猜许多科技媒体听到这句话，应该还是“能不能开发一个服务社区抗疫的软件，这比捐十个亿还管用”，2月10日新闻发布会上，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坦诚地说。蛮感慨的。平日，媒体热衷报道科技带来的喜悦，赞美技术变革之快，总是超乎保守者的想象，说人工智能，大数据，云计算是新时代的水电煤——但当特殊时期来临，当全社会急迫地想将“水电煤”转变为新能量时，才发现，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。
嗯，疫情肆虐为政府治理带来了新难题与新挑战，而现在，恰恰是将新技术“兑现”成新希望的时候。
我们其实已经看到，一些往日被媒体称赞的科技排头兵地区(譬如杭州)，确实已彰显出对疫情联防联控相对较好的效果。
所以——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期间，我们有必要完成一次系统复盘，从三个方面，看看to G领域的技术短板，场景空白，以及更可期的未来。
智慧卫健的缺失
尽管2003年的SARS为全社会留下一道难忘伤痕，但过去数年，在全国各地风风火火的“智慧城市”建设中，却很难听到将公共卫生健康和传染病控制等领域作为主要建设目标。
自八年前住建部发布“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”以来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已有近千座城镇提出建设“智慧城市”——具体而言，有超过94%的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，超过71%的地市级城市，超过20%的县级市及城市群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。
但就像你在科技媒体上看到的那样，它们智慧的重点，主要围绕安防和交通等日常方面，很少涵盖那些“防患于未然”的智慧维度。
这次疫情就极大凸显出智慧城市建设的短板，哪怕更像是一种事后追因，在许多人看来，“智慧卫健”确实是智慧城市需要补足的一环。
怎么补？
首先疫情感知是基础。对各类卡口的发热数据监测，对疑似病人的人脸识别监测，对特定车辆的卡口监测 ，都属于这一环节。
更重要的是，建设智慧城市，不仅需要对疫情防控工作起到支撑作用，更需要全盘洞察城市数据，让不同维度数据快速，真实地流动。以杭州为例，杭州市依托城市大脑平台，融合交通枢纽，疾控，医疗，出行等80多个维度数据，搭建高危易感染人员模型，高精度锁定确诊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，按照风险等级高低开展滚动研判。
在大年二十九，浙江省就基于大数据，在全国第一个启动了“重大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”，成功利用大数据分析出人群聚集热点分布，人群跨区域流动等信息，提前预测疫情发展趋势，指导医疗资源的合理调度。
所以有理由相信，当疫情过后，智慧城市将可能会补上“智慧卫健”这一重要板块。
疾控中心的进阶
2003年非典过后，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一环，“疾病预防控制”这个词进入大众视野。
而无论是受益于技术平台进步，还是观念水位上扬，与17年前舆论缺位的“非典”相比(当年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几乎只有电视和广播)，今天面对疫情，每个人都开始希望能更“主动”地掌控安全感，至少在局部弥合关于疫情的信息差，更好地做好疫情防护措施。
但大众对主动掌控防疫信息的旺盛需求，也意味着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事实上，传统疾病防控方式的最大不足在于其实时性，流行性传染是与死神赛跑，而利用大数据对疾病传播进行更先进的监控，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。在这方面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我们不妨了解下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(CDC)是怎么做的。
防止流感疫情扩散是CDC的重要工作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该中心使用了大量数据了解疫情。早在数年之前，他们就与斯科尔应对全球威胁基金会进行合作，共同推出了一款名为“FluNearYou”的应用程序，用于收集流感症状的发展信息。
只要年满13周岁，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注册，报告自己的流感症状。而每周一次的调查报告则能帮助防灾组织，研究人员以及公共卫生官员为流感疫情的扩散做好准备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数据共享应用程序，对预测未来任何有可能的流感疫情爆发，会带来极大帮助。
另一方面，CDC还从移动运营商收集移动通讯基站的活动数据，找出那些打求助热线最多的地方，通常情况下，求助热线呼叫次数的激增意味着疫情的爆发。
要知道，即使是在西非这种资源严重匮乏的地区，手机数据也能够为疫情防控提供帮助。譬如在埃博拉疫情爆发后，奥林奇(Orange)电信公司向一家叫做弗洛明德(Flowminder)的瑞典非营利组织移交了从15万部手机里提取的匿名语音和短信信息，弗洛明德根据这些信息绘制了该区域典型人口迁移的详细地图，政府可以通过地图看到建立治疗中心的地点。
在世界卫生组织，关于防保的经济回报是：防保投入1元，可节约医疗费用8元。而在美国疾控中心，这个比例是1:10。换句话说，投钱给疾控防保是个性价比更高的事情。
或许当疫情过后，疾控中心的大数据应用将获得更多预算，完成更智慧的进阶。
网格化治理的升级
疫情期间，“网格化”这一拗口词汇频繁出现，其实它并非一个新概念，而是近年来增进基层治理能力的创新理念。
但至少在现阶段，据我所知，许多地方的网格化管理仍以人工排查为主，效率低，且浪费人力。
以武汉为例，众所周知，为达到“应收尽收，应治尽治”的目标，排查“四类人员(即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，疑似的新冠肺炎患者，无法明确排除新冠肺炎可能的发热患者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)”是社区防疫工作重点——这八个字背后，是社区基层人员各种道不尽的事必躬亲。
我印象很深，《侠客岛》在一篇报道中曾提到某社区书记的抗疫感言：“我们克服物资短缺、人员不足的困难，每天忙着防控宣传、辖区巡查、测体温、送医协调、张贴通知、排查、登记造表、上报信息、送药、送生活物资、消毒、听取群众意见、咨询、居民劝导、物资发放、关注群内信息、突发事件处理、学习文件、迎检、困难帮扶等等(你看完这一串顿号有多烦，基层干部的真实工作就有多累)。”
不难发现，信息化程度较低，是基层工作者又忙又累的关键。
当然，网格化管理的信息程度亦在局部范围提升。譬如，很多社区已开始用微信搭建疫情消息推送与服务触达的社区平台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区的管控和服务压力。
但未来依旧任重而道远。在非常时期，该如何提供技术支撑，如何监控隔离人员，如何保障大众正常生活，都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运筹帷幄，因地制宜施策，不搞一刀切。
结语：拉开序幕，露出微光
业内皆知，不同于美国ToB市场的兴旺，中国最大ToB公司或许连最大ToC公司十分之一都不到，很大程度上，中国互联网过去庞大的人口红利，在无意中“吞噬”了中国ToB巨兽们的崛起路径——而大概从2018年开始，在科技媒体的选题列表里，400多年前莎士比亚提出的那个深邃问题：“To B or not To B”，将变得不再是问题，没人会怀疑，未来十年中国科技的新战场将向ToB一端转移。
而若无意外，其中会有相当大比例属于ToG。就在不久前，IDC根据2020年全球政府行业数字化转型十大预测，给出了中国版的趋势分析，其中一条就是：“如果没有智能的、安全的、可扩展的数字化转型平台，到2022年，60%的中国政府机构将无法增强组成服务、简化操作、授权员工和完成任务。”
尽管在圈内人看来，不同于其他市场的可复制和确定性，ToG市场看起来更多是“需求驱动”而非“产品驱动”，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崛起，以及政府数据化战略的逐渐升级，从现在到未来，政府采购的单子会越来越大，不同细分领域的国产化替代将从趋势变为现实。
嗯，我相信，相比更夺目的未来，今天中国ToG市场，也许只是刚刚拉开序幕，露出一道微光。
归根结底，是因为我相信，技术，就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变量。
